我得罪了何應欽將軍
林克承
1977（ 民66 ）年9月，我奉調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到任後，第一位拜會的軍界元老就是何應欽將軍。這位在1935（ 民24 ）年就和張學良等八名將領同時晉升陸軍一級上將的老前輩，在他位於台北市牯嶺街一棟佔地八百坪的日式大庭院的官邸內接見我。
剛就座，他劈頭就問：「 林局長，你看大陸失敗，誰的責任最大？」我絕未料到他竟會有此一問，不禁語塞，答不出來。他替我解圍，他説：「 我看啦，文的宋子文要負責；武的陳辭修（ 陳 誠 ）要負責。」他對宋子文沒有多作說明，但對陳 誠，他説：「抗戰勝利，準備剿共，總裁（ 蔣公）要我們倆人各擬一個計劃呈核。陳辭修端出半年完成，我則是至少兩年才能成事，總裁選了前者。」他又説：「半年？我看連調兵遣將的時間都不夠，遑論完成。」我們聊了半個多小時，我才拜辭。
後來我不待他的吩咐，主動為他陸續編印了幾本與東征、北伐，抗戰等有關的史書，幾乎涵蓋了他大半生的勲業。還在1980（ 民69 ）年抗戰勝利35週年，將他所珍藏的大批圖片與文物，假三軍軍官俱樂部大禮堂展出，頗受社會大眾好評。他很高興，常當面嘉許我：「你做事很努力」。隨着我們見面的次數多了，相處時間久了，他也把我視同晚輩，常帶我去吃川菜，他是貴州興義人，嗜辣味。他也曾請我去他天母的私邸玩，閒聊家常，還送我一幀16吋他親筆簽名的陸軍一級上將戎裝彩色玉照。1981（ 民70 ）年夏，他去美國旅遊，長達39天，我奉命全程陪同。在紐約市觀光時，他基於禮貌，特地去拜望孀居的蔣夫人於其曼哈頓寓所，夫人本擬家宴迎賓，惜與紐約僑界百桌大宴會撞期，乃改為下午茶敘，賓主盡歡，成為此行一大亮奌。
何應欽當時已經九十二歲高齡，我當然一路細心照顧， 他自己也因養生有道，身體康健， 最後平安返國，還很得意的説：「我平常有時還會害點小毛病，但這一趟三十多天旅遊， 我連噴嚏都沒打一個！」
可惜世事難料，我們後來竟因一部影片發生了不小的誤會，幾乎變成了陌生人 ！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82（民71）年8月，有一天，我應總政戰部的約請去它位於介壽舘（總統府）五樓的會議室觀看電影。到達時，才知道原來是觀看中共軍方八一電影製片廠剛發行的一部大銀幕彩色歷史劇情片：「 西安事變 」！
影片用倒敍手法，一開始就雷霆萬鈞怔懾人心。它描述1949（民38）年秋，國民政府撤守大陸前夕，西安事變主角之一楊虎城上將和他的宋姓秘書兩家十餘口人，在特務押解下，從幽禁地點貴州息烽經過長途跋涉，終於抵達四川重慶市郊一處秘密監獄：「白公舘」。
一行人剛踏進一間大接待室，事先埋伏在幾個大屏風後，頭綁白巾，身著黑色短衫短褲功夫裝，手執鋒利匕首的特務劊子手立刻衝出來，各自抓住一個目標，朝著他們的頭部猛刺下去；頃刻間，接待室淪為屠宰塲，慘叫聲四起，血濺遍地，塲景之殘暴！殘酷！殘忍！令人窒息，不忍卒覩。
隨後的特寫鏡頭還刻意放大楊虎城一對稚齡兒女頭部中刀後，滿臉驚恐無助的表情，鮮血從鼻孔與嘴角泪泪流下，幼小的生命奄奄一息，有氣無力的呻呤：「 爸爸救命…」，悽慘之狀，令人心碎，不由得潸然淚下。
接著鏡頭轉到南京軍事委員會（最高統帥部）一間大會議室，將星雲集，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正在主持軍事會議，商討用兵大計。蔣夫人突然闖入，指著何應欽，要求他立刻停止動武，會塲為之愕然。俟她離去，何應欽忍不住扔下一句：「 婦人家懂得什麼？」
整部影片之主軸，當然在於宣傳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所扮演之闗健性角色，並以周恩來為核心人物，強調端賴他的睿智以及調和鼎鼐的能耐，方使事變得以兵不血刃，和平解決。影片最後並以他得知張學良將隨護蔣委員長同返南京，急忙趕去機場勸阻，可惜晚了一步，抵達機場時，委員長的座機已經凌空而去。銀幕上，他凝望著天際，滿臉失望、無奈與惋惜的表情，很生動的形象化了他內心所感受到的一股歷史性的遺憾！同時也將劇情的張力發揮到極致，十分感人。
我不知道何應欽將軍是否也看過這部電影，但我猜測他至少聽到影片中有關他的那一段情節。否則他不會很快就派他的一位門人到我的辦公室造訪，要我儘快為何應欽編印一本他的「西安事變回憶錄」。
我立刻意識到茲事體大。因為當時（1982年），「西安事變」倆位要角：蔣夫人與張學良都還健在，前者孀居紐約，何應欽一年前還曽見過她，後者則尚被軟禁於北投他的私宅，總統又是蔣經國先生。客觀環境顯然不容許「西安事變」舊事重提，否則形同再度撕裂歴史的傷口，徒滋困擾。何況史政編譯局亦未典藏任何「西安事變」的檔案。因此我把我所思慮的經緯向這位門人解釋後，婉拒了他的要求。
但這位門人頗有來頭，他曾是抗戰勝利後首任陸軍總司令顧祝同上將的文職機要；與他同時，顧祝同的另一位武職機要則是郝柏村將軍（時為中校），倆人平起平坐。而現在，郝柏村正是我的頂頭上司，陸軍一級上將參謀總長。仗著這個背景，這位門人根本不把我這個小局長看在眼裡，堅持非編不可。
我只好很有耐心的再向他剖析，我說虛構與誇大本來就是電影藝術的屬性，用不著太認真去計較，同時政府當時尚在厲行「三不政策」，禁映對岸電影。「西安事變」這部影片諒市井知之者寡，甚至歸零。敬公（何應欽字敬之，我們平常對他的尊稱）如果出書，反而欲蓋彌彰，人盡皆知，弄巧成拙。我繼續説道：「 回顧當年， 夫人主和，敬公主戰，坊間固有不利敬公之流言，但蔣公並未因此懷疑他有二心，西安歸來，依然倚為股肱，委以重任，足為明証。」我還順便告訴這位門人，過去幾年我和敬公獨處閒聊時，他不止一次告訴我：「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他與蔣公私下曾有黙契，如果蔣公出巡，他一定留守南京，反之亦然，以防萬一」 。這也足以證明他們倆人早已矢志同心協力，鞏固政權。所以，西安事變何應欽主張用兵，顯然就是這個默契功能的發揮，有其依據及正當性， 沒有必要再去出書澄清。最後，我搬出一年前夫人與敬公在紐約茶敘歡聚的事，我説：「這証明＂時間＂已經撫平了他們間的誤會，如果當年真有誤會的話。現在僅僅因為對岸電影中的一段扭曲的情節，由敬公親自出面更正，會不會顯得不對稱，小題大作，反而有損自己尊嚴？請您慎重考慮。」
但這位門人非常固執，對我的勸説始終置若罔聞，自己卻又説不出非編不可的理由來説服我。他坐在沙發上，大有你不答應，老子就坐在這裡不走的架勢，逼得我實在按捺不住，只得起身，打開辦公室大門，大聲對他説：「 X先生，你請便！」他怔了一下，看到我站著不動，意志同他一樣堅定，才悻悻然離去。
他當然會去向郝柏村以及何應欽倆位告狀。但非常出乎我意料的是，郝柏村將軍自始至終居然沒有對這件事有任何反應，連問都沒有問。我也沒有向他報告，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做局長的權責。當年十一月，他還把我調升為他的辦公室中將主任。
至於何應欽將軍自已，因為是當事人，沒有料到我會反對，感受自然很深，從此對我疏遠了，沒有再找我去閒聊，更不用說沒有再帶我去吃川菜了。但我也沒有去向他解釋，請他諒解，因為我擔心既然已經拂逆了他編書的意旨，我再多的解釋也未必有用，反而可能惹他生氣 。
走筆至此，允宜穿插兩段與此相關的故事。
其一：由於我下逐客令時，聲音很大，驚動了局裡同仁，其中包含政戰保防官。不久適逢賤辰，我忽然接到總政戰部主任王 昇上將親自打電話來祝我生日快樂，他之前從未以電話祝我生日快樂過，現在為甚麼突然變得這麼親切？我不免會把它和我拒絕為何應欽出書產生聯想。因為如果出書了，總政戰部要不要查禁？這很可能會造成王 昇的很大困擾。現在我自動出面制止，無形中化解了他的兩難困境，因此他才用「祝你生日快樂」委婉表達對我舉措的認可。
其二：又過了不久，我的局長任期即將屆滿，忽奉通知經國先生召見，他只簡單指示一㸃：「 以後編史要多和中央黨史會連繫 」。説來也很有趣，我已經在位數年，這還是他第一次召見，甚至以後我調任更重要的職務時，他也未再召見過我。所以我很合理的推測，這和我拒絕出書諒也大有闗係，因為試想想早先「宋氏三姐妺」那本書，不過是外籍作者以私人名義寫的，蔣夫人就已經強烈反彈。現在何應欽想出版他的「西安事變回憶錄」，如果官方不但不抽手，反而要為它背書，經國先生將何以面對他庶母的責難？因此，我堅拒了那位門人的無理要求，顯然也已為他消弭了一 個棘手難題，他才以親自召見的方式，間接對我表示嘉許。
這兩則故事的共同點是，無論是王 昇將軍在電話裡，或者是經國先生和我面對面，他們都絕口不提何應欽想編印「 西安事變回憶錄 」這件事，仿佛他們從未與聞似的。我猜想這或許因為何應欽畢竟是黨國大老，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所以包含郝柏村將軍在內，他們三位長官才刻意保持低調，隻字不提出書紛爭，以期儘快平息風波。至於我自己當然更不必多嘴。最後，全案不了了之。
1987（民76）年10月初，何應欽將軍因身體不適住進石牌榮民總醫院，我雖然因為內疚有點膽怯，同時也已經離開史政編譯局局長職位多年，但基於軍中倫理，還是趕緊去他病房探視，老人家坐在輪椅上接見我，這也是我們發生誤會後第一次見面，所幸他沒有垂詢出書的事，我當然連碰都不敢碰這個話題。由於顧慮到他的身體虛弱，我只待了不到十分鐘就辭出，這也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同月21日，他以99歲高齡不幸辭世，經國先生口諭，靈堂設於台北市大直三軍大學大禮堂，以彰顯哀榮。弔唁者絡繹不絕，其中有不少日本人，成為喪禮的一大特色。他的靈柩安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的特勲區，墓園靠近山頂，獨立成一小區塊，和他的長年左右手顧祝同一級上將，以及他的黃埔一期得意門生黃 杰一級上將，三位軍史上的名將，從此在五指山麓永久相伴。
我很慶幸能有機會為中華民國這位軍界元勲略盡棉薄；隕越之處，諒已蒙他寛宥。我肅立在他墓前行三鞠躬禮，虔誠的祝福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永久安息。
行禮之後，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靜；由於曾使這位老前輩失望，而一直哽在我心裡的內疚，也略為舒解。
2023年 (民國112年）3月15日追記於美國
